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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三版)
提供者:图书馆  点击次数:99+次 发表时间:2015/12/03 13:52

D920.0/SL编辑推荐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改变中国当代法学研究视野的经典作品,获选为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之一。

★在“依法治国”理念继续深入贯彻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思考,《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将愈显价值。

★法学院硕士以上研究生的必读作品,关心中国法治问题的读者值得反复阅读的作品。

内容推荐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内容以交叉学科为背景,从浅近的社会法律问题入手,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法律和法学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例如: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法律本土化、法律专业化、市场与法律的替代问题,以及法学研究方法论等。其学术背景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阐释学、语言哲学等。以力求从平易中展现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创造性地把交叉学科的知识引入到中国的法学研究中来,并融合进中国法学。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祖籍江苏,1955年愚人节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从军,再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转军人进了北大法学院。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1992年回北大法学院执教至今。先后发表论文、书评100余篇,出版过个人专著、文集和译著20余部,包括:《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2007)《法官如何思考》(译著,2009)《并非自杀契约》(译著,2010)《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2011)《走不出的风景》(2012)《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译著,2014)。目录第三版序

修订版序

序(赵晓力)

什么是你的贡献?(自序)

致 谢

第一编 变法与法制

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附录: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

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

再论法律规避

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

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市场经济形成中的犯罪违法现象显示全部信息前言 什么是你的贡献?(自序)

这是近年来我常常思考的问题。一度我甚至想以此作为这一文集的书名,但终因似乎不那么象一部法学文集,而更象一部小说、散文或杂文集的书名而放弃了。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却不是能够选择之后就一挥即去的。

一.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很有可能,到下个世纪初叶,就经济总规模来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 中国的复兴已不可避免。这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理想,而作为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感到一种诗人所说的“历史的多情”――尽管历史完全无所谓有情还是无情。

这也许是现代中国对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因为与现实相比,任何理论学术都会黯然失色,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不会是最后的解说。尽管如此,解说却是重要显示全部信息媒体评论 诗人的感性,法学家的理性;雄辩的文辞,政治的品格。论法律,不忘经济之基础;言变法,终以法治为鹄的。于众声喧哗之际,放胆立言:关注本土,莫忘家国。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出版于1996年,面对概念法学和政治哲学充斥法理学研究的时代,苏力另辟蹊径,强调学者要“理解中国”,重视“本土资源”,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合理之处,并暗示域外的“法治”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考虑“中国土壤”,而探求这种东西是法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其中,苏力的“秋菊”与“山杠爷”已成为法学家标示法治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难题的经典符号,而自序之“什么是你的贡献”则振聋发聩,成为逼迫整个法学界包括作者自身反思前进的严苛追问。

——1978—2014影响中国法治图书评委会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重要性在于,首先它减少了这种保护中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包括破产后财产的分配)。通过确定的程序,破产后财产的分割将不必各案分别处理,这就如同围棋中走定式而不必重新研究每一步的优劣一样;其次,对整个市场经济来说,它便利了投资者的资金流转,因此减少了交易费用。

但这只是在理论层面上的分析。在直至目前的中国社会中,破产法的试行看来不仅没有减少决策人或行为人的交易成本,相反增加了其交易成本。以破产法主要起草人所赞美的一个“成功”的破产案为例。某纺织厂在提出破产后,工人们扣留了市纺织局的处长和局长,设置路障,打出“要工作、要吃饭、要生存”等横幅,以至于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不得不“到工厂与职工见面,就产业结构调整、职工生活保障、破产后的就业等职工关心的问题做了解答,给职工们讲明了企业为什么要走破产的路和政府决心按破产法办事的态度,并尽量为职工安置提供帮助等。经过大量的宣传、思想工作,职工们感到企业破产已是大势所趋,逐渐接受了破产的事实”。

此后,法院两次召开债权人会议,成立了由11个部门29人组成的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此后,又有财产评估,决定拍卖,划分不纳入破产的财产,对该厂下属单位进行安排处理,对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还进行了联系安排,政府还拿出钱来鼓励一些企业接收部分职工。

尽管经过各方面的工作,这个企业破产之后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就这个企业来看,破产是成功的,但是这里面已经显露出破产法自身的许多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以改革(一个纯政治性标准)为标准来衡量这一破产案的话,如果我们制定、贯彻任何法律都不是不计成本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个成功的个案仍然是失败的。在这里,为了完成这一交易,法院、政府、银行、工厂、职工都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时间(而且这些人力、财力和时间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固然这一案件体现了政府贯彻破产法的决心和措施有力,但如果市长和市委书记必须如此“深入群众”“真抓实干”,那么法律又有什么用?这样的破产法实施与以行政措施关停并转一个工厂又有多大的区别?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破产”的名字吗?何况这一破产案件在一些人看来还是最成功的,还是发生在1992年6月至1993年年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全面推进的氛围中!难怪各地政府、法院、银行等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交易,政府往往更情愿以这些人力、财力和时间进行其他交易,用获得的收益来补偿亏损企业。有的地方在可能出现社会大风险的情况下退让了。在这里,简单责备政府决心不大、不坚决是不公正的。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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